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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徐伯黎
　　劉伯承元帥戎馬一生，他先後負傷九處，還不幸失去了右眼。葉劍英曾詩贊劉伯承“遍體彈痕餘隻眼”。
　　在抗日戰爭時期，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該上學了。當時，劉伯承擔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，有人建議部隊設立一所幹部子弟學校，劉伯承沒有採納這個建議。他覺得，自己辦學校，方便倒是方便一些，但子弟學校容易發生一種偏向，容易在小孩子腦子裡反映出部隊的等級思想。這個是司令員的孩子，那個是某團長的孩子，產生不必要的對比，這對孩子的心靈是有害的。相反，在老百姓學校里讀書，可以瞭解一些群眾生活，可以和貧苦大眾的孩子交朋友，對孩子將來有好處。不久，劉太行和普通農村的孩子一樣，坐在破舊、簡陋的教室里念書了。
　　解放後，劉伯承擔任南京市首任市委書記、市長和軍管會主任。他十分註意聯繫群眾，反對搞特殊化。一次，有人向劉伯承反映，少數政府工作人員、部隊人員，不按規定手續購買車票，免費乘車;進入戲院、電影院和娛樂場所不買票，看“霸王戲”。得知這一情況後，劉伯承非常生氣，以軍管委的名義，連續下發了“乘坐車輛須按規定購票(佈告、軍字第一號)”、“進娛樂場所須購票入座(佈告、軍字第二號)”。這兩項“禁令”一齣，違紀現象頓時消失，廣大市民拍手稱快。
　　劉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。其長子劉太行回憶說，父親最反對的就是家屬和子女搞特殊化。解放軍剛進城時，他就叮囑母親，現在解放了，國家還很窮，人民生活也不富裕，我們的生活，特別是子女的生活，決不能特殊，要同群眾的生活大體相當才是。
　　“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，那時南京剛解放，父親是南京市長，有一天，他帶著我們去參觀中山陵。到了那裡，看到一張通知，說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參觀者。父親正要帶著我們回家，中山陵的負責幹部趕來了，可是父親還是堅持服從規定，拒絕了讓我們進去參觀的邀請。回家的路上，父親給我們講道理:‘爸爸雖然是個高級幹部，但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，都是為人民服務的，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事，不能搞特殊化。’”
　　劉伯承還對子女下農村參加勞動、接受教育十分支持。他經常說，幹部子弟生活優裕，如果長期脫離群眾，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。
　　1964年，劉伯承的小女兒劉彌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學院讀書，適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開展，大學生需到農村參加8個月的“社教”活動。劉伯承知道後非常支持女兒參加。“父親要我下去體會一下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，還很嚴肅地指出，幹部子弟生活優裕，如果長期脫離群眾，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。他說下農村是好事，不要讓人說我們是‘紅牆里的貴族’。”
　　在劉伯承家的電話間里，一直貼著一張告示——兒女們，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的。你們私事絕對不許用這些電話。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，不許帶到我們家裡來。
　　“我們兄妹穿的衣服，都是代代相傳，甚至不分男女的。”劉彌群的弟弟劉蒙讀中學時，還穿著姐姐穿過的女式舊軍裝，以至於很多同學笑話他，叫他“黃皮”。回到家，劉蒙吵著以後再也不想穿女式軍裝了，還遭到母親的嚴厲批評。
　　1970年後，劉伯承的兒女們先後結婚，但都和本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。長子劉太行結婚後，一直住在單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，廚房和廁所都是公用的，直到劉太行的孩子出生，單位才給他們調換了一個18平米的套間。
　　劉伯承每天早上5點多起床，然後叫醒子女一起背書、習字。“‘取法乎上，得乎其中，取法乎中，得乎其下’。父親常常用這句話告訴我們學習之道——做學問要給自己樹立高標準，嚴要求。”劉伯承在寫給孩子的書信中，大量引經據典，一些難懂的文言文後面，他還用蠅頭小楷標著註釋。
　　“父親對待學習的態度，一直影響著我們全家。我的記憶力並不是太好，但至今還能背誦小時候他讓我們背的古文。父親曾說，學習的訣竅只有一個，那就是刻苦。‘人一能之，己百之;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’我就是按照父親教導做的。”劉彌群說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劉伯承：我們不是“紅牆里的貴族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