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伯黎
  劉伯承元帥戎馬一生,他先後負傷九處,還不幸失去了右眼。葉劍英曾詩贊劉伯承“遍體彈痕餘隻眼”。
  在抗日戰爭時期,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該上學了。當時,劉伯承擔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,有人建議部隊設立一所幹部子弟學校,劉伯承沒有採納這個建議。他覺得,自己辦學校,方便倒是方便一些,但子弟學校容易發生一種偏向,容易在小孩子腦子裡反映出部隊的等級思想。這個是司令員的孩子,那個是某團長的孩子,產生不必要的對比,這對孩子的心靈是有害的。相反,在老百姓學校里讀書,可以瞭解一些群眾生活,可以和貧苦大眾的孩子交朋友,對孩子將來有好處。不久,劉太行和普通農村的孩子一樣,坐在破舊、簡陋的教室里念書了。
  解放後,劉伯承擔任南京市首任市委書記、市長和軍管會主任。他十分註意聯繫群眾,反對搞特殊化。一次,有人向劉伯承反映,少數政府工作人員、部隊人員,不按規定手續購買車票,免費乘車;進入戲院、電影院和娛樂場所不買票,看“霸王戲”。得知這一情況後,劉伯承非常生氣,以軍管委的名義,連續下發了“乘坐車輛須按規定購票(佈告、軍字第一號)”、“進娛樂場所須購票入座(佈告、軍字第二號)”。這兩項“禁令”一齣,違紀現象頓時消失,廣大市民拍手稱快。
  劉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。其長子劉太行回憶說,父親最反對的就是家屬和子女搞特殊化。解放軍剛進城時,他就叮囑母親,現在解放了,國家還很窮,人民生活也不富裕,我們的生活,特別是子女的生活,決不能特殊,要同群眾的生活大體相當才是。
  “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,那時南京剛解放,父親是南京市長,有一天,他帶著我們去參觀中山陵。到了那裡,看到一張通知,說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參觀者。父親正要帶著我們回家,中山陵的負責幹部趕來了,可是父親還是堅持服從規定,拒絕了讓我們進去參觀的邀請。回家的路上,父親給我們講道理:‘爸爸雖然是個高級幹部,但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,都是為人民服務的,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事,不能搞特殊化。’”
  劉伯承還對子女下農村參加勞動、接受教育十分支持。他經常說,幹部子弟生活優裕,如果長期脫離群眾,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。
  1964年,劉伯承的小女兒劉彌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學院讀書,適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開展,大學生需到農村參加8個月的“社教”活動。劉伯承知道後非常支持女兒參加。“父親要我下去體會一下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,還很嚴肅地指出,幹部子弟生活優裕,如果長期脫離群眾,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。他說下農村是好事,不要讓人說我們是‘紅牆里的貴族’。”
  在劉伯承家的電話間里,一直貼著一張告示——兒女們,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的。你們私事絕對不許用這些電話。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,不許帶到我們家裡來。
  “我們兄妹穿的衣服,都是代代相傳,甚至不分男女的。”劉彌群的弟弟劉蒙讀中學時,還穿著姐姐穿過的女式舊軍裝,以至於很多同學笑話他,叫他“黃皮”。回到家,劉蒙吵著以後再也不想穿女式軍裝了,還遭到母親的嚴厲批評。
  1970年後,劉伯承的兒女們先後結婚,但都和本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。長子劉太行結婚後,一直住在單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,廚房和廁所都是公用的,直到劉太行的孩子出生,單位才給他們調換了一個18平米的套間。
  劉伯承每天早上5點多起床,然後叫醒子女一起背書、習字。“‘取法乎上,得乎其中,取法乎中,得乎其下’。父親常常用這句話告訴我們學習之道——做學問要給自己樹立高標準,嚴要求。”劉伯承在寫給孩子的書信中,大量引經據典,一些難懂的文言文後面,他還用蠅頭小楷標著註釋。
  “父親對待學習的態度,一直影響著我們全家。我的記憶力並不是太好,但至今還能背誦小時候他讓我們背的古文。父親曾說,學習的訣竅只有一個,那就是刻苦。‘人一能之,己百之;人十能之,己千之。’我就是按照父親教導做的。”劉彌群說。  (原標題:劉伯承:我們不是“紅牆里的貴族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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